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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一周以来召开的省区市“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普遍将2018年CPI目标定为3%左右。(财经)
多地新一年CPI目标3%左右 服务价格或成关键因素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生 何葳 北京报道
今年的CPI走势将会如何?
小麦价购价格下降，是今年全国物价预期稳定的一个缩影。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将2018年三等小麦收购价确定为每100斤115元，比上一年下调了3元。而近一周以来召开的省区市“两会”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普遍将2018年CPI目标定为3%左右。
即使是3%这一CPI目标，不少专家认为也未必能达到。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指出，2018年物价仍将温和运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小。CPI涨幅可能在2%左右，绝对水平也不会超过3%左右的长期通胀控制目标。
“2018年物价并不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也不是制约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他说。
食品价格有望保持稳定
联讯证券研究院宏观组研究员张德礼认为，最近几年CPI目标基本上都是3%。“我认为今年实际的CPI应该会比去年高一点，但是仍会低于目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CPI价格同比上涨1.6%，涨幅比2016年回落0.4个百分点。
2017年CPI涨幅回落，关键点为食品价格下降。2017年，全国食品价格下降1.4%，是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影响CPI下降约0.29个百分点。
张德礼指出，食品价格走低这一现象，在2018年可能出现改变。东方艾格分析师马文峰也同意这一看法。“因为蔬菜产量过大，加上天气形势好，所以2017年价格不高。如果出现雨雪天气多，对蔬菜价格影响大，有的蔬菜从南方运到北京每斤运费都要几毛钱。”
从粮食价格来看，继小麦收购价格下降后，水稻价格也面临下调的压力。原因是中国农产品要实施市场化改革，与国际接轨。
目前，中国国内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比如玉米价格，目前国内含税价格，在产区为每吨1700元左右(销售区是1900元)，高于国际每吨1400元左右的水平。稻米国内的价格是每吨4000元左右，高于国际到岸价格(含税)2900元的水平。
马文峰指出，国内粮食价格部分品种高出国际30%左右。不过仍然不排除一些上涨的有利因素。“全球经济也在好转，预计粮食价格在国际上也会有上升动力，对国内产生一些影响。”
PPI传导下游有限
数据显示，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2016年下降1.4%，转为上涨6.3%，结束了2012年以来连续五年的下降态势。不过，PPI仍难以传导到消费领域。
“正常情况下，如果消费需求旺盛，上游的涨价是可以传导到下游的。但目前终端需求基本上保持平稳，就导致了上游产品的涨价，传导到下游的有限。”张德礼表示。
PPI上涨的一个压力是来自于原油价格。但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国际油价上升对国内CPI影响有限。比如2018年国际原油的价格中枢由2017年的50美元左右上涨至75美元左右，同比涨幅在50%，而且这一涨幅全部传导到国内的成品油价，那么对国内CPI同比的拉升作用只有0.01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油价在我国CPI中权重占比较低，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仅占整个CPI权重的2%左右，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进而对CPI产生的推升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唐建伟说。
唐建伟指出，预计2018年国际油价不会明显走高。中国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转型，未来通过重点发展太阳能(5.510, 0.01,0.18%)、风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减少对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这也意味着国际原油的需求并不会大幅上升。
此外，由于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普遍在30-60美元之间，如果油价继续上涨并持续高于60美元，美国页岩油生产将明显恢复，从而导致国际原油的供给大幅增加，从而平抑油价。
除了上游产品价格传导的压力之外，服务价格可能是撬动CPI涨幅的另一个点。2017年服务价格上涨3.0%，影响CPI上涨约1.10个百分点。
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影响，2017年全国家政服务和养老服务价格分别上涨5.2%和4.5%，旅游和教育服务价格分别上涨3.6%和3.1%;住房租赁市场不断发展，房租价格上涨2.9%;医疗服务价格上涨6.5%。
张德礼认为，目前中国影响CPI的长期因素，是服务业价格。“由于老龄化等因素，加上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服务业价格肯定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上升。”
交行唐建伟：2018物价仍将温和运行 不具有通胀基础
唐建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2018年，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复苏，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同时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及环保政策的持续收紧，我国工业品价格涨势未消。加上2017年较低的基数效应，市场对于2018年的通胀预期明显抬头。新一轮通货膨胀会否在2018年卷土重来成为市场比较关心的问题。
综合来看，目前市场对于2018年CPI重新上涨的预期明显上升，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担心：
一是随着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以及对美好生活越发向往，意味着对高品质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消费升级的趋势会不会推高物价?二是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在短时间内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并可能施压于PPI，可能为成本推动型通胀贡献一定的力量。三是国际原油的持续上涨会不会导致新一轮的全球大宗商品牛市从而加剧国内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尤其是最近美元持续走弱，这个风险不得不防;四是食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决定了2017年低基数将导致2018年价格同比涨幅可能明显走高。
我们预计2018年物价仍将温和运行，通胀压力不大。
2018年经济增速仍会下行，需求不足仍将拉低食品价格，使得CPI同比涨幅不会明显扩大。而且从供给结构来看，目前国内猪肉和禽蛋等农产品的供给中，集约化生产的大型厂商占比越来越高，其应对市场波动及风险的能力明显强于散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供给的影响已经明显收敛，这也有利于平抑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降低价格大起大落的可能性。
2017年CPI同比低位运行，但核心CPI同比却处于近年高位，其中服务类CPI涨幅更是明显走高，说明经济结构的转换，消费升级确实对CPI有拉升作用。但仔细分析会发现：2017年服务类涨价很重要的一块是医疗保健服务，2015年启动的这一轮医改主要是以“提高医疗服务收费，控制药费”为基调，在全国开始逐步推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医疗服务的费用提高直接推动同口径的CPI同比的快速增长，加上之前的低基数，使得医疗服务类价格持续走高。但随着医改在全国的逐步推广完成，医疗服务价格会逐步回归常规增长，而2017年基数较高，会对2018年服务类CPI有所拖累。
金融严监管叠加金融去杠杆背景下，流动性趋紧将成常态。2017年M2增速年未降至全年最低的8.2%，创下近三十多年以来的新低。预计未来货币供给低增速会成为一种常态。2018年由于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的逐步实施将逐步促使资金“脱虚向实”效果的进一步体现，预计社融和信贷增速会相对平稳，因此M2进一步持续下行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态势下，2018年市场流动性很可能仍会保持总体适度、时点偏紧的常态。在流动性趋紧环境下，CPI同比不具备大幅走高的货币环境。
从供需两方面分析，预计2018年国际油价不会明显走高。供给方面，由于美国页岩油的生产成本普遍在30-60美元之间，如果油价继续上涨并持续高于60美元，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将明显恢复，导致国际原油的供给大幅增加，可能会平抑油价涨幅。而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为打赢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及达到未来持续减少CO2排放的目标，已经明确提出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转型，未来通过重点发展太阳能、风能、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减少对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这也意味着国际原油的需求并不会大幅上升。同时油价在我国CPI中权重占比较低，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仅占整个CPI权重的2%左右，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进而对CPI产生的推升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五是PPI向CPI传导并不顺畅。特别是，如果PPI的上涨主要集中在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结构性上涨的情况下，作为下游消费端的CPI几乎不受影响。2017年PPI的持续上涨恰恰就是生产资料中采掘业价格波动最为明显，而且PPI上涨主要是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对供给端的影响，需求不是主要因素。这种情况下，PPI向CPI的传导效应本来就较弱。预计2018年PPI同比涨幅将在高基数及需求走弱的影响下明显回调。预计全年平均涨幅约3.5%左右，明显低于2017年，这将使PPI向CPI传导的压力明显减轻。
我们通过分别测算CPI同比中的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来预测2018年的CPI。根据上年数据，测算2018年CPI同比中翘尾因素全年平均为0.88%，略高于上一年的0.64%。新涨价因素方面，在2013-2017这五年中，CPI同比中的新涨价因素平均值为1.2%，最高是2013年的1.63%，最低为2017年的0.63%。预计2018年新涨价因素仍维持在过去五年的运行区间，则2018年CPI同比的区间在1.8%-2.5%之间，平均水平在2%左右。而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2018年新涨价因素高于2013年高点的可能性很小，维持在过去五年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最大。因此预计2018年CPI同比在2%左右，虽然高于2017年的1.6%，但仍明显低于3%的政策目标，更谈不上是高通胀。
以上分析表明2018年通胀中枢虽有所抬升，但绝对水平不会超过政府3%的长期通胀控制目标。因此2018年物价并不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不是货币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制约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而物价运行整体温和，一方面为经济由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也为宏观政策操作留下灵活空间。未来在经济由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也应从原来的经济增长与物价之间的平衡转向就业与物价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