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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离不开资金支持。但是，沿线国家的负债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些国家的外债规模和增速均大幅超过国际警戒线。对此，尽管中国进行了积极的机制设计，例如以丝路基金等方式推动股权投资，但是股权投资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上的进展势必会面临更多的制度性困难，债务融资仍是更易落地的方式。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建设投资正在推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其中不乏本身外债负担已经较重的国家。例如，截至2016年底，吉布提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达到85%，中国资金在公共外债中占比74.5%，如果进行中的13亿美元“一带一路”项目按计划落实，吉布提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会被推高到91.2%。吉尔吉斯斯坦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例为60.7%，中国占公共外债比例为37.3%，在47.7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后，上述数字将分别提高到77.3%和71.5%。蒙古的公共外债占GDP比为67.8%，其中46.7%的公共外债来自中国资金，未来预计24.7亿美元的项目将把数字提高到74.4%和61.4%。 中国在高债务风险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正在引起一些担忧。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问题主要在于投资的风险、回报和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非洲成功援建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哥拉模式在许多“一带一路”国家都难以实行，该模式是指中方以资源产品的出口现金流为担保，向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惠贷款。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国家都缺乏可用的出口现金流来支持该模式运转。 另一方面，对东道国而言，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借助外债来可持续性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需要吸收外资以弥补发展阶段的双缺口，而不合理地使用国际贷款可能引起反效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拉美国家集中陷入债务困境的例子。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出口创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入了过多短期或浮动汇率外债并用于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最终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利率上行的情况下最终被迫债务违约。另外，当时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在激励设计上（无论对贷款方还是借款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虽然一些借款国家在接收国际组织的“调整贷款”时承诺进行政策调整，但调整的承诺并不可信，多年来政策调来调去回到原点的国家不在少数。欢迎来到极品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