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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商业银行5月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规模双升，拨备率下降，这与其之前几个季度的趋势相悖。同期，商业银行利息差和利润规模有较好增长，这说明不良贷款上升是可控性风险。利润增长与风险暴露同步发生意味着，银行业的战略性投资机会出现。
笔者在6月16日出版的《红周刊》上撰写了《银行资产质量已回稳》一文，但银保监会新近公布的5月商业银行数据似乎和笔者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截至5月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从今年3月末的1.75%和1.75万亿元上升到了1.9%和1.9万亿元。不良贷款的增长导致了拨备覆盖率的下降，拨备覆盖率从3月末的191%变成了183%。这组数据证明，短短两个月，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规模双双上升，拨备率同步下降，这与商业银行过去几个季度以来不良率明显下降、拨备率明显上升形成反向突变。
按照一般原理，当不良率、贷款损失准备提升时，利润会减少。但截至5月末，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表现为小幅提升，资本利润率从3月末的1.05%上升到1.10%，月均利润明显上升。（见表1）
那么，为什么不良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突然上升？在不良资产和贷款损失准备纷纷上升的情况下，为什么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不降反升？本文试着解开这个谜底，以寻找银行业未来的走向。
银行业正在强制出清存量风险
在此，我们先来看一个表格。（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增长率走出了两波“上升浪”，即不良贷款减值损失从2013年开始上升，到2015年下半年见顶开始回落，回落延续到2017年底，到2018年尤其是5月再度大幅急速上升，并接近10年来的历史最高！为什么近期不良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是什么性质的上升？可能的答案有两个：一个是新增不良大幅增加，银行资产质量又实质恶化了。另一个是新增不良得到控制，但银行把潜在的不良在报表上显示出来了。比如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银行90天以上的逾期必须记入不良贷款。政策要求把那些已经存在风险的资产要体现到报表中，把隐性不良显性化。
笔者认为，不良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增长率快速上升是隐性风险显性化。我们首先从当前的整体经济状况来分析，因为银行业是经济的“晴雨表”，银行业资产质量变化与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2018年我国经济状况大幅好于2015年，银行业客观上不存在今年比2015年产生更多坏账的理由。
第二，监管政策推动隐性存量不良资产显性化。2018年6月14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演讲时说：“去年以来，我们督促银行利用当前拨备较充足的有利条件，做实贷款分类，真实反映信用风险。目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近120%降至100%以内。同时鼓励银行综合运用坏账核销、现金清收和批量转让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2017年以来共处置不良贷款1.9万亿元。有的观察家将这些行动解读为银行的负面讯息，恐怕不太合理。”6月19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重点推动结构性去杠杆……促使‘僵尸企业’平稳有序退出市场……推动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腾出信贷空间更好支持经济发展。”监管层的表态揭示出政策希望快速出清存量风险，把信贷资源从“僵尸企业”转到有生命力的企业。今年以来的一些企业债券违约，实质是存量风险被暴露出来了。
监管层加速推动存量风险暴露的动作说明：监管层可能认同经济调整已经进入尾声的判断，于是要跟过去做个了断，然后开启新周期。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利多信号。笔者参加某国有大行股东大会时，该行高管说：“中国的去杠杆政策推出后，评级机构很快提升了对中国银行业的评级水平！因为去杠杆在战略上和根本上对银行有利，去杠杆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的。”我们的市场却认为，企业债券违约和银行不良率增长等是新的危机来临的信号，这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新的资产质量数据比原来难看了，不是新增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是过去的隐性不良资产显性化。
第三，平安银行近期召开了2017年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在回答问题时说：“老实说，以前的包袱的确重，（但）我们对公的新客户新发放的贷款，没有一点逾期。”银行近几年处理的不良贷款率是2008年经济危机时中国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结果，是大约10年的时间形成的，而当下处理的不良是几年前发放贷款形成的。最近这两三年，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幅提升，最近新放贷款不可能投到衰退企业和高坏账率的产业，因此，新放贷款的不良率不会大幅增长，现在展现出来的不良都是历史旧账。
从客观的宏观经济数据看，从监管层明确的鼓励出清，甚至强制出清的政策意图看，从不良资产生成的自身规律来看，新增的商业银行账面不良并不是资产质量实质恶化，而是对已存在的隐性不良的显性化，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形成又一个新的不良高峰，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数据均好转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进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前夜
银行的利润等于收入减成本再减贷款减值损失。当贷款减值损失增加的时候，利润也增加了，那么一定是收入增加或者成本减少了。银行的成本极其稳定，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收入增加了。是什么导致银行的收入增加？
我们知道，银行收入增加的途径主要来自放贷规模增加、净利差增加或中间业务收入增加。我们首先排除中间业务。因为2018年去杠杆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目前公开数据反映去杠杆主要是去掉表外业务，监管部门公布的表外业务量都是大规模负增长的，表外业务收入大部分计入中间业务收入，因此中间业务收入不太可能增加。其次，我们也可以排除贷款额增长的因素，商业银行贷款额一直非常稳定，近10年大体维持在10%-15%。（见表4）
表4揭示了今年5月商业银行贷款12%的增长率和历史增速完全一样。同时也能发现，银行去杠杆的“重点”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是负增长的。排除了以上两点后，就只剩下净利差增加了。
各个时间周期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在2017年底见顶后，到目前已经下跌10%（见表5），与此同时，银行的放贷利息是增加的。于是出现了银行资金成本下降，放贷利息提高，利息差因此提高。利息差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指标。（表6）
过去几年，商业银行平均的净息差下跌了30%，到2018年的3月末，商业银行利息差为2.08%，贷款规模达到了130万亿元。如果利差涨10%，130万亿元的总贷款规模，收入就多出2600亿元。这2600多亿元的收入增长，导致15%左右的商业银行利润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8年前5个月减值损失明显增加，但是商业银行的利润却比一季度更快的增加，就是因为利差提升了。
从两大核心指标看银行业未来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截至5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净利润同步适度加速增长的原因是，监管政策推动隐性不良显性化，出清存量风险以为经济新周期做好准备；息差的提升促使银行迈入利润增长的新循环。
现在市场讨论银行主要围绕银行业去杠杆、企业债券违约、理财的限制性条款等进行，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分析银行要立足于两个深层次的本质，一个是利差，另一个是以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减值损失为表现形式的资产质量指标。这两个指标强有力地影响银行中长期经营状况，其它都是旁枝末节不是主要矛盾。对银行业未来的判断，重点放在了利差的变化和资产质量的变化，尤其要关注这两个指标的联动。
2013年以来，银行利差和资产质量指标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阶段，从2013年到2017年初，银行的利差和资产质量双双恶化，商业银行的利差降低了30%，资产质量指标明显变坏。
第二阶段，2017年初到2018年3月，银行的利差还在下降，但资产质量好转。几家上市银行在2017年包括2018年一季度的收入是负增长，但因为资产质量好转利润还是增长的。（见表7）
第三阶段，2018年3月之后，银行的利差上升，“资产质量”下降，资产减值损失提升，但是由于利息差增加导致收入和利润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利息差不是随机变化的，它取决于宏观经济情况，现实的宏观经济数据是全面好转的。在经济好转的情况下，利息差的上涨是一种必然。因此，在战略层面利息差进入了一个上升态势，利息差的趋势性转折具有可持续性。银行业即将这样走：利息差增长，资产质量好转，这是银行业存量风险出清后不可避免的一幕。
真正属于银行业的战略拐点已经出现了，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战略拐点。尤其是在当前市场还在因为不良贷款、去杠杆等感到不安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银行业利差走进趋势性上升通道，不良贷款即将最后出清的事实，这指明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投资机会切入点。因为近期银行发生了暴跌，因此笔者不得不如此描述：市场对银行股的认知是错的。
延伸阅读
用索罗斯“模型”看中国银行股
人类400年金融发展历史，银行的经营波动有其固有的规律和模式，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总结提炼了银行经历一次危机的逻辑过程和基本模式，以下六点摘录于索罗斯《金融炼金术》的第八章《银行体系的演进》。
第一，经济调整开始，银行背着大量的可疑债务却有口难言，它们不得不竭力隐瞒债务的不可靠性。他们收回利息的惟一指望就是增发新的贷款，这样一来，问题非但没有暴露，反而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