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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商人特别是平民商人，堪称这个世界最有趣的群体。
一方面，历史上很多时候，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最能干、最有眼见的群体。
实际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并不是身为朝廷大员和著名士大夫的林则徐，而是中国的平民外贸商人们。
早在1830年，中国平民商人伍秉鉴（死于1843年）就已经成为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相当多的英国强人对他唯命是从，仰息而活；随后，他又投资了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的铁路，这使得他成为美国铁路业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他庞大的船队往来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在西方家喻户晓；而且，他还是美国钢铁大亨约翰·福布斯（JohnForbes）的义父和资助者，这个财富之国多个银行的大股东。
伍秉鉴被美国称为商界教父，这一名号不仅仅源于他的财富，而且是因为他对西方的产业认知和商业运作是顶尖的——远远超出了其他东方人的想象。
伍秉鉴并不是一个特例，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常年与英国做生意的平民商人潘世荣为了运输方便，就开始仿造西方的商船甚至战船。面对潘世荣的捐赠，道光帝曾经在圣旨中叹道，“广东曾捐造大船一只，颇能驾驶出洋”。
如果将历史的脚步继续延伸，就会发现，即便在明末时期，中国的平民商人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交流过程中，也远比朝廷甚至士大夫来得深入，明末的平民海商为了与西方人更好地进行贸易，大多精通洋务，见识广博。
草根出身的海商头子刘香精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的竞争对手郑芝龙则精通日本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这些商人不仅仅大量制作使用最精良的火枪和舰船与西方对抗争地盘，更懂得海外贸易的真正好处，而且还不断迁移大陆汉人进军台湾，事实上，这些武装商人就是中国17世纪的的皮萨罗和科尔特斯。
同样，在今天的中国，最厉害的精英群体恰恰是中国的平民商人，他们创建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效率的生产体。在北美，中国企业家将美国中部的诸多工业城市变成了铁锈带甚至鬼城；在欧洲，他们的企业则将相当多的西方老牌同行压迫到濒死的边缘；而腾讯和阿里巴巴，则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在相当多的情形下，中国的平民商人在外界眼里，无疑是能干且值得敬畏的群体。在今天的西方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伍秉鉴、刘香和郑芝龙的研究，要远比中国自己来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