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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中央公务员占比只有6%左右，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中中央本级支出占比也只有15.1%，均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最新演讲中，再次强调他一贯重申的观点，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改革应该放在第一位。他过去一直强调，作为财政单一制体制的国家，中国应当加大中央财力和事权（现实是中央财力不够，地方做的太多），中央事权明显不足，事权履行的过度下沉，制约了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实上述观点，楼继伟早在2011年就有过类似表达——中国的中央政府从公务员的占比上看是全世界最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公务员只占全国的6%，而在可比的大国都占30%以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同时又是最大的政府，中央公务员虽然少，但可以对任何事务发布政策，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管理权限是混淆的，没有任何事情中央不能干预地方。
我们摘取了楼继伟2012年上任财长之前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下一步改革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该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因为专项转移支付所对应的事务中，有一部分是国家应该管理的，却通过专项补助让地方去管理。中央把应当管理的事务管起来，把履行职能的公务员、机构及其财政支出全部承担起来，相应的转移支付就没有必要了。
我们缺乏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各项政府职能的观念。属于中央管理的事项应是涉及全局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性不是特别复杂，外部性是全局的，中央和地方相应分工也是激励相容的。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到“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未来路径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近年来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上一轮的财税改革谈起。
1994年的中国财税改革，在中国和世界财政税收的历史上都是奇迹，它根本性地改变了我国税收体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力的基础，到现在已有18年，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1994年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收入”的问题，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进行了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解决“支出”的问题。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研究认为，应当向现代国家的方向走，根据外部性原则、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个标准，合理进行中央地方间的职能和财力分配，像常规的大国那样，把国家应该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从而大量减少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