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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朋友让我评一下崔永元掀开的这场针对明星的扒粪事件。见我一直没写，有朋友发来微信，“冯小刚在沉默，娱乐明星在沉默，企业家在沉默，他们沉默是因为同属一个阵营，你一个自媒体人有什么好沉默的？”
不是回避。熟悉我的读者都清楚我的风格，一向恪守中道。我和崔永元、刘震云认识，但都不熟悉，对作为个体的他们甚至完全不了解。涉及到个人争执，只看冰山一角就东评西论，我担心南辕北辙。
去年和崔永元、樊登、袁岳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崔永元的机辩让我叹服。他有一种强大的角色预定能力，你和他在一起总感到自己还不够真实，还有点“装”。他会撕破你，似乎只有他才代表真实的力量。这种真实，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和他们站在一起、离的更近的那种真实，中间还夹杂着一种“被不公”的境遇感。
关于刘震云，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是从《一地鸡毛》这部电视剧开始喜欢他和陈道明的。刘震云的作品有着巨大的真实的力量，在寻常人命运的悲欢里——这些故事往往带着奇幻感，在他尽可能的超然笔法所营造出的戏谑氛围里，我感到他在尽一个作家的责任，就是为他所熟悉的民族的命运而抒写。即使回复崔永元咄咄逼人的微信时，他的文字中仍然有这种调性。
二
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显然已不是崔永元和刘震云的个人恩怨问题，而变成了对一种现象的认识。这就是作为成功象征的范冰冰、冯小刚、王中军，他们的作为与财富是否经得起推敲的问题。
对范冰冰们来说，如果你的很多收入未尽纳税之责，比如一些商业报酬以不开发票的方式支付；或者虽然完税，但通过税务筹划，纳税率长期低于普通工薪族，公众会如何理解？
对冯小刚们来说，如果你的一个注册资金不过10万元的公司仅靠一纸三年利润承诺就能按10多亿估值卖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股价跌跌不休，投资者如何理解？你可以说这就是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国际通则，那好，人们接着问，你是赚钱有方，那你美国豪宅的购置资金是怎样出境的？
对王中军们来说，你可以公告自己在上市公司大部分股权的质押和“跑路”无关，而是为投资其他创新企业，但人们也会说，近年来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乏善可陈，是不是正蜕变成施展财技的资本平台？
一辩不如一默。不默，会扯出更多，翻出更多，扒出更多。所以沉默成为防御公众进一步深挖、引发监管部门调查的最佳工具。就如同被开水烫到，忍一下就过去了，要是自己嚷嚷起来，惊动更多人在更多方面“关心”，怎么得了！
范冰冰、冯小刚、王中军真的违法违规吗？从道理上说，不能搞有罪推定，即使有关部门去查，也不一定能证明他们真有什么问题。那么，网上舆论为何一边倒地假定他们有问题？归根结底，是广大群众对社会上的大赢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不满。一个“赞美赢家”的时代，正在涌入越来越多“赢家的诅咒”。一旦大赢家们露出一丝破绽，就会被人们钻入，然后层层突破，直到你一丝不挂。
崔永元的抽屉就是这样的缝隙和破绽。在他抛出“阴阳合同”的一刹那，他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正义符号”。因为社会情绪普遍相信，大赢家们的另一张脸是阴的，见不了光的。也许崔永元实际上只是在为个人声誉而抵抗，但他迅速被化身成一家正义银行，人们争着往里面寄存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大赢家们有哪些触犯现行法律规制的硬伤。崔永元想不要都不行，想卸掉这个“被正义”的角色也不行。
大众选择了崔永元代表他们去呼吁，去拉开尘封已久的抽屉。这种指向既是全球性的，即反对“资本霸权”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反对财富资本化、虚拟化、高杠杆所造就的豪富现象，反对富豪们睁眼闭眼就家财万贯、动不动又一掷千金；同时又有中国特色，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比如各地的税收洼地都极大地倾向于给资本力量以优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言，崔永元们尽管在财势上被日益边缘化，但在公众聚焦的社会舞台上一定会一次次满血复活。他们可能偏执，说话不好听，完全不符合赢家们习惯的正经或假正经，但要是没了这种偏执，没有人跳出来呼喊，大赢家们将永远太平，彼此心照不宣，对社会则吆五喝六，继续尊享财富游戏，社会则越来越“马太效应化”。
英特尔公司传奇领导人格鲁夫写过《唯偏执狂才能生存》，崔永元让我想到，唯偏执狂才能让赢家们不能再如此生存。
三
最后要讨论的是：崔永元们的呼吁，能让商业世界从根本上转向吗？比如把演员分成三六九等，每一等都规定死片酬；比如证监会对明星、导演等人力资源的资本化进行更严格限定和规范；比如所有影视公司的并购，对商誉增值幅度进行限制。
我觉得很难，因为这违反市场运行的规律。尽管能让公众一时满意，实践中却难以通行，还是会有各种变通。
不过，崔永元的呼吁，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节制资本、节制明星权力的作用。这是肯定的。合同的规范、税收洼地的平整、合规意识的提高、资本市场对明星资本的警惕，都会变成后续效应。
一边是社会对公平吁求的加强和对资本力量的质疑，一边是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和改善营商环境，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从历史经验来看，崔永元事件不可能变成一场针对明星和富人的运动，但政府可能会通过个案的精准打击，以儆效尤，也可能会有结构性的政策调整。
我去过很多次美国和欧洲。我觉得美国更多地体现了个人自由，欧洲更多体现了社会平等。比如欧洲不少国家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倾向于劳方，工厂要裁员十分困难，甚至要先裁掉有能力的员工，而保留弱势员工；法国、德国对于房屋租赁有严格要求，房主不能随意涨价，租房者把一个商业物业经营好再转手出去，原来的业主不能分享升值部分的收益，因为升值是靠具体经营者的能力所形成的品牌、口碑等等价值，和初始所有者的资产无关；欧洲对司机的开车时间有严格规定，绝不会出现延时工作现象。等等。
这里不讨论欧洲模式的利弊。我想说的是，如果美国是个人本位，欧洲是社会本位，中国的特征可能是国家本位。国家的态度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比较长时间是更多偏向美国的，甚至比美国更美国，强调效率，优待资本，亲商护商。但时代的钟摆也许正向欧洲的一边摇摆。崔永元事件中，赢家们之所以异乎寻常地集体沉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彻查，谁都拿不出一张比普通工薪族的纳税记录更像样的税单。他们的财富数字和税单数字完全不对称。你可以说这是税收筹划的结果，问题是，你敢拿出来秀一下是怎么筹划的吗？这种筹划对于月薪3500元之上就开始老老实实缴纳个税的大众公平吗？
我是强烈主张中国应该在税基上尽可能统一、尽可能减少形形色色的优惠的，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的帮扶可以透过有效的财政转移。虽然财政转移也容易滋生问题，开展绩效评估也需要成本，但比起税基的碎片化和跑冒滴漏——尤其这种漏洞是由具有充分纳税条件的明星富豪完成的——税基的统一显然更为优先。只有税基统一，公平纳税，中国的富豪明星才能在老百姓(76.390, 1.34, 1.79%)心中真正光荣起来。中国有很多大公司以公布自己的纳税额为基本责任，何时富豪和明星们也能坦然如是呢？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其实是有更多约束条件的时代。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就是约束条件。崔永元事件让我们注意到，财富分配的正义和公平纳税的正义，可能将变成市场经济的新约束条件。当然，这种约束应该是法治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是理性平衡计算的结果，而不是一阵情绪一阵风加上一些不了了之的政策的结果。
社会的大赢家们要注意了，今后赢家的分化可能是常态，有一些是挺直腰杆的赢家，有一些是低调沉潜的赢家，有一些是立不起来、千疮百孔的赢家。没有统一的赞美，而要看你真实的修为。
感谢崔永元，虽然我并不认同也不喜欢他对刘震云的批评。感谢他，是因为他用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认真思考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并不全面，但今天我们也许更需要那些“深刻的片面”。如果刘震云是因为这样的理解，在自己被击打时选择了沉默，我对他的尊敬将更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