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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被查事件，媒体描述有点渲染李丽娟疑被报复之嫌，反而转移了真问题。那就是民政福利的供给与现实需求的差距问题、公益扶持界限不清问题。 最反讽的就是，早在2012年武安市就成立了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其中有福利部、救助站、老年公寓，但媒体报道福利部收留的孤儿数量，不及爱心村的零头。甚至当地派出所民警仍然抱着弃婴送到爱心村。 爱心村和民政部门的关系问题，借此事件，需要好好理理了。马太效应下，名誉资本也让李丽娟更容易脱离监管之外，被神化的道德楷模也有了姿态。例如其实民政部门曾经希望“招安”，希望合办，资源共享，然而李利娟竟然拒绝了，她的理由现在看也很耐人寻味。他说武安市儿童福利机构与老年院在一起不方便，加上人员配置等要求，她认为自己无法胜任。 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员分析的很到位：“爱心村的名气太大，让公办福利机构成了摆设，周边居民看到弃婴第一时间便想到爱心村。” 如今，李丽娟事件被查，舆论哗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实际上这是多年隐患的脓包流出的沉渣。还有无数个“李丽娟”不能让国家的法规制度失去效力。 我们不能忘记，2013年河南兰考另一个“爱心妈妈”袁厉害住宅发生火灾，致其收养的7名孤儿去世，引发全民关注。当年，民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 河北省民政厅2013年下发的文件说，对已经具备养育条件，机构负责人又坚持养育孤儿的民办机构，要与民政部门签订合办协议，纳入到民政部门监管。 国家对于养育机构的条件十分严苛，爱心村条件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正本清源的是，爱心妈妈李丽娟是怎样一步步脱离监管的，这不仅是民间慈善规范的问题暴露，也反映出公共救助机制要更有强大的向心力。 有人说，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社会救助走社会化的道路，多元化筹集资金，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南瓜不是完全赞成，我们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民政部门和民办公益机构的关系怎样理顺，界限怎样把握，权责不清的问题怎样解决，要结合中国国情。 有一个细节需要考量，武安民政局一名分管领导说曾经希望曾李利娟和孩子一起搬到福利院，并且让她当负责人，但要求与民政局签订协议，纳入监管，她也不同意。 那么借此事件，我们是不是也审视一下更多爱心机构与民政机构关于弃婴收养问题的矛盾，让爱心与法律并行不悖，不要再拧巴着，留下后患了。 银行信息港认为，弃婴心理更脆弱，情感更细腻，这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如何真正保障，这是李丽娟事件不能烂尾的真正立足点。欢迎来到极品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