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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全球金融行业飞速发展的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仍是亟待深化的领域之一。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报告显示，每年全球金融监管的差异给企业带来的损失高达7800亿美元。这项结果是针对250多名金融服务业高管的调查而发现的。在金融机构的年度收入中，用于处理各种自金融危机以来引入的不同的监管规定的成本比例最高达到10%。从某种角度而言，7800亿美元的损失还算是较为 保守 的估算——因为这个数字主要统计的是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规则带来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不同的系统、员工和聘请外部专家的成本。事实上，监管规则带来的损失远不止这些——即使存在一个共同的标准，公司也常常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权来作出不同的决定。
无独有偶。另一份报告也显示，企业高管们预计，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监管分歧将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这份报告是基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对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和资本市场高管的采访统计而成。该联合会是一家与经合组织合作的企业协会。经合组织公共治理主任马科斯·邦图里表示，该调查显示，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减少监管方面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对企业来说代价高昂。
自上一轮金融危机以来，出于对危机的反思，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增强。但时至今日，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拖延甚至停滞。例如，美国至今没有如约履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协议，无论是巴塞尔协议Ⅱ还是后续的巴塞尔协议Ⅲ，美国都以各种理由延缓执行。分析人士表示，这背后主要有两重原因。其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任奥巴马上台之后，大力推崇 美国优先 的原则，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在巴塞尔委员会的话语权日益提升，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这严重危及了美国原有地位，美国逐渐失去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控制力。最近，有美国资深议员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论坛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其二是伴随着上一轮金融危机的日益远去，早先出于危机紧迫感之下各国共同合作的意愿有所下滑，加之全球民粹主义情绪抬头，导致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面临新的考验。不少有识之士越来越担心，在上一轮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达成共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拯救金融体系的良好合作氛围，如今可能正在走向破裂，因为类似于美国政客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其他领域，比如创造就业机会。在此背景之下，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例如，欧洲第一大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虽然主要指标均满足德国和欧盟监管的合规要求，却连续两年未通过美国 压力测试 。
有专家表示，在后危机时代，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仍是当务之急。面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变革的挑战，我国不应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应善于把握宝贵窗口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平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推动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美国、英国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它们在金融监管规则演变中多次联合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也应与诉求相同的国家加强战略合作，尝试以区域监管合作等形式，共同应对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规则改革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