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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批学者和官员发挥了“智囊”作用，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即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14 年，《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将刘世锦列为中南海六大财经智囊之一。
刘世锦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长达 20 年之久。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担了大部分国家核心经济改革的调研，其中重要课题刘世锦都会组织。刘世锦还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较早提出“新常态”的人；在中国经济变革的当前，他主持的研究还较早预见并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增速换挡）的判断。
2005 年 4 月，刘世锦为政治局委员讲授《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2018 年 6 月，刘世锦加入新一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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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欧美企业能在低经济增长环境下稳定盈利，中国企业却不行？
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效益随之下降。
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 增长速度低于 7% 时，有 40% 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
我们的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才能赚钱，但国外企业却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平均增长速度 2% - 3% ，日本 1% - 2% ，欧洲甚至零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能稳定盈利。
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 5% - 6% ，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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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改革要害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
根据研究，中国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 8000 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 4 万 - 5 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
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
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
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
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
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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