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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陈义在4月28日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准时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位于五棵松的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人比平时多一些。陈义独自等待着来看电影的人，低声询问每一个经过他的人是否要电影票。
“996”是陈义的日常——影院的营业时间就是他的“打卡时间”，周末更是不能松懈。然而，他近几年的平均月收入一直维持在2000~3000元，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到4000元，远不及滴滴快车或顺风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水平。
尽管已很少在电影院门口骚扰观众，但这个没落的群体还是被一轮突如其来的“刷票风波”推到台前。
4月28日，《后来的我们》上映，但当晚就曝出“刷票争议”。此后无论猫眼官方声明，还是恳谈会上的COO康利均表示，在38万张票，涉及1300万的票房中，有54%的订单确定是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疑似黄牛行为。
但一些影院经理或负责人并不认可猫眼的官方说辞：“54%的正常用户退票本身不符合常理，‘黄牛’一说更是匪夷所思。”“这份公开声明漏洞百出，猫眼宣发应该是‘猪队友’给坑了。”
在中影股份制片分公司制片市场总监陈昌业的观影经历中，几乎没有遇到过电影票黄牛。他对虎嗅说：“我倒是知道有倒电影优惠券和电影节票的。他们（黄牛）会囤优惠券、会员卡，但不会囤电影票，因为囤票的风险太高了。 ”
数据显示：电影上映首日便收获了1.22亿的票房，但身为黄牛的陈义却没怎么挣钱，那一天，他净收入两百多块，与往常水平相差不大。
和同行一样，陈义被互联网电影票务公司挤到了历史的角落。
今年32岁的陈义来自安徽阜阳，五棵松耀莱几乎是他7年来唯一的工作场所。作为一名行业“老人”，他的获票渠道很固定：其中一部分票来自二手网站，一些公司员工会把公司发的电影福利票挂在转转、闲鱼等二手网站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他常年是电影院的会员，以充值的形式拿到打折的电影票。
他以25~30元的价格收票，以35~45元的价格卖出。收票的数量取决于电影的火热程度。
最差的时候他一天能只卖出几张票。不过，陈义有一些固定客源：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积攒了将近100名客户，大部分是影院附近的居民和学生，这些回头客是他收入的稳定来源。
电影票黄牛早已是“夕阳行业”，生意不好做，转行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在5年前，和陈义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陈义自嘲道，他们互相认识，但不会抢生意，因为大家都赚不了多少钱。
这和几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2010年，《变形金刚3》登陆长沙万达电影城——那是当地唯一一家IMAX 3D放映厅。前去看电影的观众发现，不管他们多早去排队，都买不到好位置。好票都被黄牛抢走了，票价翻了一番，从100元炒到近200元。他们对排队买票的观众说：“你明天来也买不到好位置的票，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你怎么买得到呢？不如早买早看。”